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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实在可以说其他法学科构成了法理学的"基础"或"前提"。另外，正如社会生活的规范属性不可能与它的其它层面绝对脱离一样，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属性进行研究的法学有时候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其它学科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往往会形成一种交叉学科，如犯罪学就是（刑）法学、物证技术学、心理学、行为学、医学等的交叉产物，而司法统计学则是司法理论与统计学的交叉产物。
笔者相信，法学学科也是如此。'这句话来说，他当然什么也没有提供"[12]。在这里，之所以强调"真正"国际化，是因为目前所谓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充其量不过是西方、具体讲是欧美主导的国际化、全球化，因而实际上可以说是"欧美化"，进而当然也不是真正的国际化、全球化。无论是仅仅从各编名称、还是从相关实际内容[7]来看，应当说都可以较为清楚地判定在如上六编中只有第四编"法的运行"可能可以纳入到"根据法律的一般理论"之中，其它所有五编则肯定地属于"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之范畴。第一，它是所有其它法学学科的基础理论。
第二，诚如前述，法理学扮演的是法学大厦中的基础理论角色，因此，它首先的服务对象应当是其它法学分支学科，进而通过这些学科去服务实践。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基本权利作为法律体系的构成部分，在实践适用中会产生竞合，这使得衡量必不可少。
1.冗余性 这一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生物伦理学者麦克林。康德对尊严的讨论，使得脱离了上帝看护的人保有尊严得以可能，人的自我意识、自由、道德和理性构成了人之尊严的根基，人基于自身理性而拥有尊严。[4] 然而，纵观国内的研究文献，对于人之尊严这一概念本身，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批判和反对意见，这既同我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经验不相符合，也与西方的研究现状形成巨大的反差。[2]例如，胡玉鸿：《人的尊严的法理疏释》，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6期，第3-12页。
此时的问题是，如果这两个尊严产生冲突，该如何处理？例如，法律禁止刑讯逼供，因为它是对人权和尊严的绝对损害，这点是毫无争议的，如果发生了一个案件，绑匪在绑架并且隐匿了人质之后，被警察抓获，但是绑匪拒不告知关押人质的地点。在宪法解释的文本中，尊重和保护人之尊严的义务总是被理解为宪法原则。
但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社会最高价值的人之尊严，它已然通过西学东渐，内化为我国法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如在中国当下，许多以私法中人格权受损为名的案件，根源上都以这一理念为判决支撑[36]。并且它可以拥有不同的实现程度，这一点除了取决于事实可能性之外，在法律可能性的领域……通过对立的原则和规则确定。[35] 在这个层面上，人之尊严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不容许任何来自其它价值的挑战，这正是人之尊严不受侵犯这一表述的真意。
因此，人之尊严概念在形而上学阶段，通过理想商谈成为合意，具有了客观性。[11]William K. Frankena, The Ethics of Respect for Persons, in: Philosophical Topics, 1986, No.2, p. 159. [12]Norbert Hoerster, Ethik des Embryonenschutzes. Ein rechtsphilosophischer Essay, Stuttgart 2002, S. 24. [13]Ernst Topitsch/ Kurt Salamun, Ideologie. Herrschaft des Vor-Urteils, München, 1972, S. 117. [14]前引[10]，Norbert Hoerster，第18页及下页。[12] 以德国为例，即便将人之尊严视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并在基本法中做出相应的规定，但是宪法法院也一直避免对它进行定义。[17]前引[10]，Norbert Hoerster，第23页及下页。
这种人之尊严不仅依赖于个人内在的自我克制和外在的自我表现，同样也依赖于社会尊重。豪伊斯博士提出的不解释命题，意味着对什么是尊严概念不加解释，只要接受就好。
因为他们不仅觉得有义务在自己的生活中遵循这一假定，而且还有义务在社会中实施。它是一项基本准则，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规定，永远不可对此做出修改。
单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如果无法对人之尊严的应用和效力领域做出限制性的界线划分，那么它就只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公式。因其在保罗教堂内进行决议而得名。此种意义的尊严因而并非人人皆可拥有，它既可以后天获取，也可能丧失，因此，只不过是一种或然的尊严。为什么到了20世纪，人之尊严突然成为了最高的价值尺度？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对二战的反思。鉴于这一论题所涉内容的庞杂，也限于篇幅和主题，此处只选择三种最重要的反对意见进行讨论。那么，它是客观规范吗？博肯弗德显然如此认定。
随后一系列国际公约签订也为人之尊严概念的普遍化和基础化做出贡献，如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中强调了，联合国人民的对人的基本权利，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信仰。人之尊严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是许多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它所提供的一般性内容，能否满足来自如此不同领域的各种要求，就成为一个疑问。
在简短的德意志基本法的形成史中，将人之尊严保障设定为基本权利的建议一经提出，马上就受到了普遍的赞同。以实现国家表达这一权利的不可侵犯。
当然，也许有人反驳说，法理学到了今天已然成功的对人之尊严加以普遍的和最终的确定。但是人之尊严原则在具体情况中的退让，并不代表人之尊严的理念受损，因为作为最高价值，人之尊严理念同样也是其它所有法律原则和价值的指导性理念，是它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例如，叔本华就曾批评尊严是一种道德学者无计可施之下提出的毫无思想的口令，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之尊严的表述背后，是一种现实……道德基础的缺失。依据这一理论，法律实践同样也可以分为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但是他们同样也知道，在那些尤其是涉及到证立国家强制性措施的地方，公然援引这种宗教或宇宙观的理由，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当时，尊严取决于血统、社会地位和行为举止等特征，作为一种个体的成就和社会承认的结果，它并不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自然属性。
故本文认为，对人之尊严在任何意义上的运用都首先要回答，世俗化的今天，人之尊严可否从理论上加以证立，从而保证这个概念不是冗余的。在弗兰克纳看来，人本身拥有内在价值，或者说拥有尊严，只是对下列描述的另外一种说法，即在道德上，存在正确的或者错误的对待人的方法。
尊严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理念，其内容的宽泛尚可以接受，但是一旦成为法律实践运用中的实定法概念，内容的难以确定和概念的难以证立，会使得遵守也难以进行。[18]前引[10]，Norbert Hoerster，第27页及下页。
这表明，它具有不受限制的性质，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排除人之尊严与其他主观权利的冲突，杜绝它与其它基本权利的衡量。人权以人之尊严理念为基础，反过来，后者又是前者最高的确定性理由。
在经历了德意志人民的迷途和纷乱[24]之后，人之尊严原则以人种原则最极端的对照物的形态出现在基本法中，成为最高的基本原则，以表达对之前纳粹政权的反对态度。前述对尊严观念的批判中曾经提到，这个概念具有宗教文化的限制性。德国基本法中人之尊严的规定，是道德理想在法律中的展现。当人们说，人应当或者不应当被如此对待，因为他们具有内在尊严或者绝对价值，并且，他们拥有这种价值是因为他们具有理性意志。
人之尊严只是一种信条[21]。这样一来，通过现实商谈，人之尊严的理念就可以转变为实定法上的规范。
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在这种关系中，他的观点与基督教的观点相似，后者主张，人不允许任意支配自己的生活，因为这是上帝的财产和礼物。
[5] 他在斯多葛学派的影响之下，提出基于人类理性天赋的人之内在尊严。因此，依据这些条件制定的法律最大程度体现了人民的公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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